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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时，大家都没说工作上的事情，从美国打伊拉克到东南亚经济危机胡扯一通，两个女孩轮番向我攻击，她们那里是我的对手？哈哈，最后两个女孩差不多了。

饭局要结束时，秦凯就我写的规划书的一些具体措施怎么做和我谈了谈，最后正式提出了他的邀请：“天总，我感觉我们两个聊的真的是很投机，你干脆到我公司来工作算了，职位和待遇什么的都好说，你好好想想，不用现在给我答复，考虑好了再跟我说。”

我笑着对秦凯说：“谢谢董事长的赏识，好吧，我考虑下，回头再给您答复”。

这样，我就来到了当时也有了一些名气的这个公司。

但是，我来到这里情况当时很复杂。我的上一任根本不顾公司的实际，像香港公司一样又找代理又花大钱推广，搞的钱花了一大堆，房子没卖多少。我来了以后，先自己分析了周围环境，然后重新对项目进行了定位，重新请了整合公司，对了，我但是用的就是我在那个小公司时认识的老左。

做这些事的时候，很多人以为，秦凯招来的是一个“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坐谈立议无所不能，临场取决百无是处”的货色，看笑话的，当面顺从背后使绊子的都有。

我当时找到老板，跟他要了两个权利：一是人事权，我的手下个部门经理的任免由我自己定，他们的手下由他们自己定；二，财权，我要了上任给代理公司的提成的一半来作为我给手下的奖励。秦凯当时很吃惊，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和秦凯商定好我的计划后，他就召集包括总经理张克果在内的几个副总以上人员，告知了他们我的工作计划，要求大家支持和帮助。这样的会议当然大家都是一轰而诺，纷纷表态，但实际上是没什么意义的。

果然，我开始工作以后，首先就炒掉了柳海平家的一个亲戚，销售部的经理换上了现在的销售部经理谷禾，那时她还是个普通职业顾问。另外，我对营销部门进行了改组。

另外，作为营销副总，不可避免针对一些实际存在的工程、财务、公关、服务问题和其他部门系统发生交涉，针对一些公司重大问题表态。这样的话，冲突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于是有人就对秦凯反映我不听话，胡来。

秦凯于是说，“一个人，如果非常听话，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的。只有真正有才干的人，才会有自己的一套。这是几千年不变的定律。真正有才干的人都是有傲骨的。他根本不怕你把他炒了，因为他有才干，随便出去又可以找到工作。所以，在这个项目没有起色之前，谁也不要再跟我谈天佑的事情。”

果然，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再对我说三道四了。也巧，那是正好适逢亚洲金融危机，很多香港人在香港亏了钱，我就想方设法找一些香港人来看楼，让他们发现大陆楼市的潜在商机很快，那个项目很快卖完，公司由此脱困。我在公司也站住了脚。

其实现在每每想起秦凯对我的支持，在那时很多人在他面前诋毁我，说我眼高手低，不适合公司，说话过于强硬，过于理论化等等。我不知道秦凯内心是否动摇过，但他在别人面前却从未透露过想辞掉我的想法。有段时间我曾暗示过秦凯我想辞职，但秦凯没有同意，在他的坚持下，我才有信心和耐心继续在公司里呆下去，才终于在后面的时间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没有辜负秦凯的期望。

其实，说到那段时间，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和老板要及时沟通、有效沟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而是在需要的时候适时有效沟通。只有获得老板的支持，你才有继续做下去的基础，否则，一旦老板对你的信心产生了动摇，那么一切就都完了，谣言和攻击就会铺天盖地的针对你而来，你的结局就只有失败这一条路了。

其实，公司以前的结构还是不错的，董事长秦凯和太太柳海燕一个在台前掌控全局；一个在隐于幕后不参与政、治。相互制约、相互提醒，大事小情，两个人商量着来。即使意见有了不同，无论怎么吵，其实都是不愿意出现对公司、对双方不利的事情，这对事业稳步前进是非常有利的，“分开了对谁都不好”。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其实就是一个关于公司政治的普遍规律：公司政、治和公司一起诞生，一起长大。稍不留神，不良公司政、治就会导致分裂的结局。

当秦凯的另外一个家浮出水面以后，这种微妙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结构转眼就变成了一个不利于公司发展的结构。其实，仔细分析，这样的结构，从本质上确实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但是如果夫妻之间没有矛盾，感情融洽，可以团结一致向前做，也肯定没有大问题。但在董事长的做法深深的伤害了太太以后，这个大家团结一致向前做的前提变得很脆弱了，双方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过去，中国人曾经忌谈性；今天，中国人忌谈公司政治。一如鱼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水的存在，职场人士往往最后一个意识到公司政治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我跟张克果沟通过，因为他是总经理，所以，那种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的滋味比我体会更深。他对我说，“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在循规蹈矩的行进途中，路边也有很多风景，可能是高山或者大川。可能有一天，自己会突然跳出来随便走走，然后再回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