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压力(1/3)
老甘龙虽然有些固执,但是绝不糊涂,他身居高位,对于天下大势自然也是了然于胸。其实对于变法,一直以来他虽然有所抵触,然而内心中早就明白,若要强秦,唯独变法一途可行,以前虽说是百般阻挠,一是担心自己的权势受到后来者挑战,但是更多的还是变法之举,兹事体大。若是变法失败,则国无宁日。而且举国大变,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多有利害冲突。贸然变革,一不小心,必会导致朝野动荡。
若是这变法之说只不过是国君一时心血来潮,那么不变犹可为之。因而前些年每每嬴渠梁在朝堂上隐约提出要推行变法,老甘龙便会带头反对,他怕的便是嬴渠梁不过是在跟风东方诸国,这大秦的国情与那几个已经进行变法的国家相差甚远,如果国君是要生搬硬套他国变法的经验,那是决然不行的。
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观察,如今老甘龙慢慢的发现,自己这位国君并不是个凭一时热情做事的人,更多的反而是是谋定而后动,为人谨慎有加。更重要的,这位君主极有主见,与其父相类,唯一不同的是,秦献公嬴师隰做事绝对的专断独行,说得不好听些便是武断,而嬴渠梁则能够兼听兼信,这变法之事他能隐忍了如此之久,着实有些出乎老甘龙的预料了。若是换做嬴师隰,只怕早就迫不及待的开始着手变法了。
即便如此,但作为一位有主见的君主,但凡他认定了的事,决计是会做的,只是一个时机问题。老甘龙深知这一点,因而那日大朝会,嬴虔开了口,他便知道嬴渠梁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只淡淡说了几句,便也不再多言,否则凭甘龙在朝野中的号召力,只怕这变法之争,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老师,我…”孟坼见老甘龙发怒,心中不禁有些无措,嗫嚅了半天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其实你的顾虑我也清楚,你孟西白三氏昔年随穆公征战天下,立下了赫赫功名,因而才有了今日的地位和名望。”老甘龙眉头微微纾解开来,语气也没刚才那么重,“如今君上欲行变法,自然会启用一批变法新臣,这个是必然,可是变法之举,兹事体大,稍不注意便会引起朝局动荡,以君上之能如何会看不到这一点,他断然不会贸然行事。你孟西白三氏在朝野根深蒂固、深孚众望,君上是必定不会先拿你们开刀的。”
“可是老师,正是因为我三氏族人遍布朝野,许多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君上为了给变法新臣腾出位置,势必要夺我族人之位、族人的权。如此一来,我三氏更容易成为变法革新的标靶。”虽然很是忌惮自己这位人老成精的老师,但是涉及自己一族安危,孟坼也不得不出言抗声说道。
他所言的确也无差,孟西白三氏族人在秦国朝堂上为数众多,许多关键位置都由其把持,秦公想要变法,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避开三氏族人,在秦国境内进行小规模的改革,就像秦献公昔年曾经做过的那样。
其实从真正意义来说,秦国的变革并不是从秦孝公和商鞅开始的。早在秦简公时期,便推行了一种叫做“初租禾”的土地改革制度,不过这比齐国类似的土地制度改革晚了近三百年。所谓初租禾,就是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项制度的实施,在法律上承认了私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这也使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而可惜的是,在华夏大地风起云涌的变革大趋势下,这样小规模的变革不仅来的太晚,而且也几乎无济于事,根本不能推动秦国富强。
何况初租禾制度甫一推行,就受到了秦国贵族阶级的激烈反对。要知道,这些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井田制中,依靠奴隶们无偿地付出劳力耕作公田,所得到的收益。一旦推行初租禾制度,虽然佃户、自耕农用粮食等实物抵消了力役,可公田就没人去耕作了,贵族们的既得利益也就大受损失。也许有人说,那就购买奴隶来进行耕作,或者把田地出租,问题不就解决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比起让奴隶白干、自己拿全部收成,掏钱或者分利的事情怎么都是不合算的。所以在贵族势力的强力抵制下,初租禾的推行一直是磕磕绊绊。
到了秦献公即位,他自然也知道,想要在老贵族势力的眼皮底下推行这种有损于他们利益的法令,无异于与虎谋皮,但如果不推行土地制度改革,秦国则只能困于一隅慢慢烂掉。所以,秦献公大打“国家利益牌”,以要跟魏国死战为由,将国都从秦中的雍城迁到了秦东的栎阳,在和魏国长期进行拉锯战的秦东地区推行初租禾政策。
这是个相当聪明的选择。首先,魏国在西河实行的土地新政策,切切实实给魏国的老百姓们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这对靠近西河地区的秦国老百姓有巨大的吸引力,也让他们对初租禾有了期待和好感,从而为秦国的土地制度变革打下了群众基础;其次,由于长期拉锯,土地权属变更频繁,因此秦东地区的土地还没完全被贵族瓜分,“身家清白”,让改革少了很多的阻力;第三,由于远离秦国老贵族的大本营,贵族们虽然身居要位,却不愿意为国家真正出力卖命,不想涉足西河地带,眼不见心不烦,自然懒得对改革指手画脚大加批驳。
就这样,初租禾在秦东地区稳稳当当地推行了十年,不仅秦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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