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九章 最后的救赎(1/2)

（点娘又来大姨妈了，后台持续抽风....）

晚清七十年，中国的金融行业多灾多难，仅仅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就爆发了五次，而作为曾经的金融霸主——山西票号首当其冲，在外国资本的大举入侵下，传统的金融模式走到了穷途末路。

眼睁睁的看着一头巨无霸就此倒下，这对整个国家来说，绝非幸事，更别说它手里面尚且掌握着大量的财力资源，与其看着数以亿计的银子白白流失，被外国的资本巨鳄卷去，倒不如拿来服务国家，从时间上算还刚好，在这头金融巨兽彻底寿终正寝之前，它还有着那么一丝存活的渺茫希望。

会议的着重点也集中在了这上面。

但令叶开没有想到的是，讨论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在围绕着救与不救的问题上，四个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主张。

载泽，盛宣怀的态度是没有必要，而叶开和戴鸿慈则力主拯救日渐式微的山西票号。

盛宣怀的出发点不难理解，他自己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作为骨灰级别的银行家，他深谙中国的金融格局。自从五口通商，国门洞开以来，中国的金融中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由平遥，祁县等山西票号总部所在地，逐渐转向了外国资本盘踞的上海。同样，上海这个地方，也是中国新型银行业的肇始地，随着江浙财团大举进驻，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基本奠定，盛宣怀出自江浙财团，自然不可能看着蛋糕白白的被割去。

载泽给出的态度更多是无所谓，在他看来，票号已经没有了任何实际作用，拯救这样的夕阳产业，本身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站在主管财政的度支部尚书角度，这样的做法纯属浪费，同时，此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载泽认为票号完全可以被取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提出设立大清银行(户部银行)，要求票号出钱出人，被晋商拒绝，旋即又提出由政府出资金，由票号出人，又被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之后，曾找山西票号入股，再遭拒绝。无奈之下，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直接导致后来中国金融业被江浙财团所控制。

晋商拒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怕“外人”和“外资”插手票号，然而，这种看似精明的招数，实则愚蠢之极，拒绝改变自身和模式的票号，也就意味着他们丧失了最后的转型机会。

户部银行成立以后，作为清政府的中央银行，自然而然地垄断了几乎全部官银汇兑业务，这对于山西票号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在几十年前迅速发展起来，就是得益于其专理政府银务兑换和军饷业务，实际上扮演着准中央银行的功能，在封建经济中，票号因官府而生，同时也因官府而死，这是一种同生共死的捆绑关系，而没有弄清这一点的票号，既竞争不过洋人的银行，也再没有了官方的支持，也拒绝变革自身，日薄西山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新型的金融商业模式通过大洋彼岸传到中国时，那些“汇通天下”招牌背后的东家们，还躲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宅院中，抽着大烟，做着美梦，的确，他们的祖先创办了一套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商业模式，但他们的子孙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拒绝变革，坚持旧制，票号在很大程度上死于自己的故步自封，连同着纵横了中国几百年的晋商，一起倒在了历史的大变局中。

山西银行家左右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有着现代银行理念的江浙银行家群体，适时地出现在了上海街头，时代翻过了新的一页。

所有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冒着失败的危险拯救一个没落的票号，是并不理智的事。

叶开当然清楚这些，但他的坚持不是没有理由，的确，放弃票号是任何精明商人都能算好的账，但对叶开这个经历过后世几十年历史的人来说，他的目光放得更远。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要把一个国家庞大的金融安全委托给一种声音。

类似于华尔街一家独大的金融体决不能在中国出现，膨胀之后的金融财团必将干预政治，甚至左右国家的命脉，辛亥革命后，江浙财团的倒戈，新兴政府被切断了财政来源，从而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条件，致使革命果实毁于一旦的现实，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对此，叶开给出解决方案是，让山西票号抱团取暖，组建财团联合体，成立山西银务总行，打造南北两个不同的金融中心，分担国家风险。

“良大人这样想，怕那些人不领情啊。”

叶开的一再坚持，让持反对意见的载泽盛宣怀也无可奈何，前者的做法到底能不能成功，只有碰过壁后才知道，总的来说，他们持悲观意见。

“此一时彼一时，过去他们不领情，现在他们的经营日渐艰难，恐怕这时候正在想出路呢。”

叶开嘴上虽然这么讲，但实话实说，他真没指望那些人能幡然醒悟，要不是看在他们手里那些雄厚的银子，叶开也不打算费这么大的劲，就拿著名票号蔚泰厚来说吧，两个少东家都是手不离烟枪的大烟鬼，成天就是挥霍祖上的基业。

“如果不行，就让他们强制入股，大清银行占一半，票号占一半，有了官府，他们自然舍得入股。”

戴鸿慈这时候也建议道，他的想法和叶开不谋而合。

“怕是难啊...”

盛宣怀仍然不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