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8新的学派(2/5)

而司马光的温学主张“知行合一”，继承的是荀子的学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着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说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意思是说，闻、见、知、行，是学习的四个阶段，而知在行先，但行是最高阶段，行高于知。这是因为，只有将知付诸实践，才是对知的真正体会。若知而不行，必然陷入谬妄困惑。——从知行的先后上来讲，仍是主张知在行前；但又强调行高于知，故而为知行合一论。

王安石的新学主张“知行并发”，即：

“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意思是说，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益于行的深化。

二程的洛学则鲜明主张“知先后行”——

“须是知了方行得，……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强调知为先剑皇重生。

比较而言，名可秀的“行先知后”论与王学的“知行并发”最为相近——“行先知后”也必须在已知的原理根基上进行，即王学的“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

而与另外两学派的差异便大了。

在场众位官员面色各异，有蹙眉，沉脸，也有嗔眉怒色。

属于王学派的官员中，如叶梦得、张致远、苏駉等几人，虽然蹙着眉头，神色还算缓和。

而工科给事中贾安宅等三五位官员属于温公学派，便沉了脸。

二程洛学派的朱震、许景衡、何涣等官员就明显有怒色，这“行先知后”分明与洛学的“知先行后”南辕北辙，完全是对台啊！

而最不为所动的，当属宋藻、朱跸二人了。

不过，这两人本就是名派官员。

在同属名可秀阵营的官员中，学派很杂，像丁起倾向王学，赵鼎倾向洛学，陈旉倾向温学，也有师从张载关学，苏派蜀学，吕大临吕学的……但追随名可秀日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学术政治的影响。

其中，又以出自名花流的官员为甚，如：礼部侍郎宋藻，京卫营都统制姚仲友，军器监少监沈元，兵部郎中谢有摧，邢部郎中方显朴……论学术造诣又以宋藻为最，成为名可秀推行学术学说最得力的臂膀之一。

她将宋藻安置进礼部，便存了推行学术之心。

宋藻唇边笑意一闪而逝，一脸端然道：“这‘行先知后’倒是有些意思，不过，与时下之论颇有不同啊。”

朱震、许景衡、何涣暂压怒色，且看这学堂都斋怎么说。

章舜举一脸谦和，神色从容道：“关于知行之论，各家均有观点。不过，对敝学堂学子而言，‘行先知后’较为相宜。——便如各家书院，教义不同，所授学说亦是有差异的。”

像洛阳的伊川书院，嵩阳的明道书院，便是分别以二程——大程伊川先生程颐、小程明道先生程颢——的学说为教；无锡的东林书院以前是杨时的讲学之所，主要讲二程和杨时的学说；伊川的横渠书院，则是主讲张载的关学……这样的书院不少，尤其近年来，属于程学派的地方官员和大儒纷纷开办书院，宣扬程学，意图与王学争夺官方学术之位，使得这种讲授“异学异论”的私学越来越多。

像凤凰书院，被时下儒生称为“集天下学说之地”，就是最大的“异学异论”宣讲地——几乎各派学说都能在这里找到传扬者和拥随者。

由于学说太多，反应在对经义的诠释上便有不同，执讲夫子学派不同，宣讲的释义便不同。于是派对同部经书的不同诠释集中刻印，比如一部《周礼》，正解是王学注疏，而附解也有洛学、温学、关学的释义，如《易》、《诗经》、《尚书》、《论语》、《孟子》、《道德经》、《墨子》等典籍均是如此。

这些集合了各家释义的经刻本刊行坊间，被坊间书局称为“凤凰刻本”，士人争相购置收藏，即使不赞同别家学说，但知己知彼，了解别家学说才能印证己方之理。

对于夫子们而言，讲学时也更方便了，按自己接受的学说，或讲王学注疏，或讲洛学、关学、温学注疏，在讲授自家学派释义的同时，还不忘抨击一下别家学派的注疏，言辞往往激烈……使得课堂颇为“活跃”。

这种新颖的经注方式和自由的授讲学风，给了学子们自主的选择权，但同时也促使他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究竟哪家学派的释义才是最合圣人道理的。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景况：很多学子并没有全然接受一家学派的释义，而是此句信王学，彼句信程学……甚至只要是有道理，便不拘哪家学说官说。——这对考试并无影响，只要所答释义是书中标注的，均可得分。

渐渐的，便有越来越多的学子杂合接受了各家学说，甚至自己思考，对各派注解都提出疑义，通过学报和辩论阐述自己的观点。由于学子之间的公开辩论越来越多，书院不得不将学子辩论从明道堂中移出来，而专门辟置一间“思辩堂”，供学子参辩。

不仅仅是学子们，书院的夫子们也在学术交流和争辩中审视学问。明道堂的学术辩论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热烈，许多知名硕儒都汇聚到京城，在明道堂阐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