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4/4)

大家都是贫苦农民，问问他们就知道以前地租是多少。农村中，对半开的地主算是开明的了，大多地主都是四六开，地主收六成，农民只能留四成；有的地方达到三七开，收益三成归农民，还有七成归地主。这么重的地租，穷人想要发财是根本不用指望的，而地主呢？不用种田他们就能过上好日子，说他们是寄生虫，一点都不过分。

算完地租，再让战士们看看驻地周围村落，地主有多少，贫农有多少。很明显，地主只是极少数，大多数都是贫农。大家都是生而平等的人，为什么有的人一出身就能过上好日子，有的人拼死拼活一辈子，到最后反而还欠下一屁股债？地主不过一个，贫农倒有九个，联合起来，九个还打不过一个？

浙江地主是要剥削人的，福建地主也是要剥削人的，到了江西、湖南，这些地方地主同样要剥削人……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满清政权不倒，人吃人得制度就不可能消除。而解放军呢？就是要消灭地主剥削制度，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

如此诉苦，农民们很快就从敬畏地主转变成痛恨地主，又从痛恨地主转变成痛恨满清王朝，何况不用启发，战士也明白民族压迫，打清军打英法联军，那是用不着担心部队没有战斗力的。

整军的好处是部队从一个战区转到另外一个战区机动作战，部队的逃亡情况少了许多，同时作战积极性也比其他任何一支军队要高，从指挥员到基层战士，大家也很乐意学习战争艺术，可“坏处”就是干部战士对地主深恶痛绝。

为了团结大多数，让革命成本降低到最小，在基本立足后，政府对土地采取和平赎买，如赎买金钱不够，对没有赎买的田地采用二五减租（每亩地收租最高不得高过两成五），非必要，一般不再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些政策自然让地主与新起义的一些湘淮军高级将领安心不少（左宗棠虽然出身破落地主，他家里还是有一亩三分地的，如果强制没收，左宗棠肯定发火），但解放军将士却转不过弯子，认为政府在这方面是向土豪劣绅低头，将他们的血汗轻易付之东流。

现在这些贫农以“合法”手段，要求参议会满足贫农需求，这些将士明着自然是不会说什么的，暗地里天晓得他们是如何兴高采烈！

将士跟贫农是一家的，而不是跟参议员们是一家。

史秉誉和容闳都明白这一点，他们自然希望参议会能做出妥协，将这个丢脸的事件近早结束。不然南昌要是变成“难昌”，这就是他们的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