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还珠楼主< 转自人民日报>(4/9)

亲便着一件蓝布长衫坐在那里了。想不到，父亲的热诚，竟引起了这位艺术家的注意。尚小云一边在台上演唱，一边琢磨着：“台底下这位穿蓝大褂的是谁？我的戏，他怎么一场不落呀？”一天，父亲在聚精会神地看戏，一个茶房送过一碗茶来，说，“这是尚老板让送的。他请您散戏后到后台叙叙。”戏一散，父亲连忙到后台拜望尚先生。三言两语之后，尚先生便请父亲谈谈对其表演艺术的看法。父亲没想到这位誉满南北的一代名伶如此谦虚但减，感动之余，也就以诚相见，他说：“一般人只知武戏要文唱，却不知文戏要武唱。其实，它们道理是一个，就是讲究动静、冷热、刚柔、急缓的结合。武戏文唱，可避免过‘火’；文戏武唱，可防止太‘温’。不‘火’不‘温’，入情入理，才是好戏。尚老板的表演，能够做到文戏武唱，这正是秀出班行的独到之处。若是再多排一些可供‘武唱’的文戏，那就更好了。”尚小云非常高兴，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李先生所言极是。但不知李先生肯不肯屈尊为尚某写些本子？”父亲答应试试看。二人虽系初交，却一见如故，顿成莫逆。

不久，父亲就给尚小云送来了他新编的剧本《汉明妃》。这个本子既注意强调王昭君只身出塞的情意，舍身和番的气概，又充分考虑突出尚小云洪亮高亢的嗓音，深厚扎实的武功，从而给扮演者提供一个发挥艺术才能和特长的自由天地。此后，父亲实际上成了尚小云先生的特约编剧。尚小云组织的“重庆社”，排演过一系列新剧目，其中诸如《墨黛》、《卓文君》、《林四娘》、《青城十九侠》等，都是父亲编写的。

一九三二年春天，父亲与尚小云拜结为金兰之好。这种亲密的关系保持了几十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小云的长子长春、次子长麟组建新宁京剧团时，父亲还热心地为他们写本子呢。

七、身陷囹圄志行如初

《蜀山剑侠传》在《天风报》连载后，不久即由天津励力印书局结集出版。书局老板刘汇臣是宁波人，办事精明而又果断。他料定还珠楼主的读者会越来越多，便与父亲谈妥，把与《蜀山》同时写就的《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柳湖揽下来，独家刊行。父亲得到一笔可观的稿酬后，便托人在北京东单东观音寺买下一所房子，举家迁京，专事写作。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父亲已是名噪京津的文人了。

利用文人做“御用工具”，这是历来侵略者的惯伎。日本人很快就盯了上父亲。先是汉好周大文登门求见，请父亲到敌电台任职。接着担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又来劝说。均遭到父亲的拒绝。他说：“我是写旁的不会干。”父亲不识“抬举”，自然惹恼了日本人。偏巧这时有一个姓徐的出版商，看到父亲的书销路好，油水大，想把版权从励力印书局夺过来。但父亲是个讲仗义、重感情的人，尽管徐老板肯出高价，也没有答应他。徐老板怀恨在心，托他的在日本人那里当翻译的亲戚，要求“治治李寿民”。

一天晚上，父亲和几个朋友应邀到宣武门草厂胡同顾家吃饭。酒菜上桌，大家正欲把盏举著，突然响起一阵砸门声。顾先生刚刚拉开门闩，便冲进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带走，统统的！”率队的一声喝令，屋子里的人全被押上了汽车，连当时在场的名伶张君秋先生也未能幸免。当天深夜，日本宪兵还到东观音寺去抄了我们的家。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出事了！

父亲和友人被捕后，大家都很着急。尤其是张君秋，因为他演出的戏码已经排出，广和楼正等着他上戏呢。父亲心里明白，这回八成是冲自己来的，朋友们都受连累了。于是他就想法安慰张君秋，说自己会算命，按张君秋先生的生辰八字和气色，绝不至于走“背”，不出三五天，即可平安回家。果然，张君秋在第三天被允许取保释放，其他人也被陆续保释。只有父亲因“涉嫌重庆分子”，在看守所里受了七十多天的难。在那令人发指的日子里，日本人百般折磨父亲，鞭笞、灌凉水，甚至向眼里揉辣椒面，还恶毒他说：“你们四川人不是喜欢辣子吗？”在酷刑面前，父亲并不是没有动摇。事后回忆这段遭际，他曾坦率地承认，有几次简直就要挺不住了，但终于还是“熬”了过来，因为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人，不是狗，绝不能答应给日本人做事！

后来父亲被释放，一是因为有个日军大佐听说父亲谙星相，会算卜，便前来间卜，不料他的身世遭遇竟被言中；二是因为母亲和亲友们多方奔走，托人找到华北军部里的熟人，而他们之中又有几个《蜀山》迷；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父亲并非什么“重庆分子”，而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

七十多天的铁窗生活，极大地损害了父亲的健康，特别是他的眼睛；抄家时还丢失了三部，不得不重新写过。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毕竟没有玷污“中国人”这个伟大而神圣的名字。

八、笔墨耕耘风靡上海

父亲出狱时，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了。在家调养了几个月，稍见康复，便只身南下，到上海去另谋生路。

初到上海，父亲卖了一个时期的字。他从小跟祖父学书法，写得一笔遭劲潇洒的行书，真草隶篆也都颇具功底。但也只能维持自己一人的生活，无法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