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5/8)

月下旬，岳飞到行朝时，韩世忠和张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桧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韩世忠和张俊，拖延时日。岳飞来到后，宋廷一面继续在西湖为之举办盛筵，一面却连夜起草制词，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留朝任职，明升暗降，削除兵权。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终于实现了。岳飞保留少保的阶官，其两镇节度使的虚衔和宣抚使、招讨使、营田大使的实职同时撤销。

张俊率先表示拥护，带头交出所统行营中护军，“拨属御前使唤”。实际上，他与秦桧早有默契，“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才能虽低，而野心不小。张俊从此更与秦桧沆瀣一气，“同主和议”。

岳飞雄图不展，壮志难酬，继续执掌大兵，对他无异于大耻大辱，故早已提出辞呈。他虽未料想到朝廷此番精心设计和突然措置，对兵柄也毫不留恋。他请求朝廷将自己带来的亲兵，只留少量“当直人从”，其余发遣回鄂州，“庶使缓急贼马侵犯，有所统摄，不致误事”。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韩世忠的京东、淮东宣抚处置司，张俊的淮西宣抚司和岳飞的湖北、京西宣抚司紧接着撤销了，三宣抚司原辖行营前护军、行营中护军和行营后护军的军号也予以取消，各统制官所部都冠以“御前”两字，以示直属皇帝，“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施行”。此外，宋廷还提高各军总领的职权，规定总领除管理钱粮外，还要“节制”诸军，负责报发朝廷和各军之间的往返文件，预闻军政，实际上起着监军的作用。

王贵接替岳飞，担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张宪担任副都统制，负责指挥原岳家军。宋廷对他们很不放心，特命秦桧党羽林大声出任湖、广总领，进行监视。宋高宗和秦桧对岳飞的幕僚也十分猜忌，在宣布岳飞为枢密副使的前两天，就发表随同岳飞赴“行在”的参谋官朱芾外任镇江知府，前参议官李若虚外任宣州知州，旨在不让他们与岳飞朝夕相处，出谋划策。岳飞本不愿被人视为武夫和粗人，自罢兵权后，更不著戎装，成日“披襟雍容之状”，这居然也引起秦桧的忌恨。

刘锜也遭受张俊的排挤，而被罢免军职。宋廷发表他出任荆南知府，并规定“或遇缓急，旁郡之兵许之调发”，旨在对王贵和张宪起箝制作用。岳飞从抗金大局出发，爱惜刘锜的才勇，奏请留他掌兵，却被宋高宗和秦桧断然拒绝。

宋高宗在给岳飞制诏中说，“朕以虏寇未平，中原未复，更定大计，登用枢臣”。“近资发纵指示之奇，远辑摧陷廓清之绩”。“所愿训武厉兵，一洒雠耻”。他又亲自对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说：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兀术，何足扫除乎！”

在此类冠冕堂皇、慷慨激昂的言词背后，真正加速的正是向仇敌求降的步伐。尽管宋代轻视武人的积习甚深，不少士大夫仍然看透了宋廷罢三大将兵柄的真意。明州知州梁汝嘉上奏认为，这表明朝廷“无复进取之计”。曾任荆湖北路安抚使的刘洪道听说岳飞罢宣抚使，为之“顿足抵掌”而“流涕”。

岳飞在绍兴十年已承受了第二次政治打击，但他却万万未曾料到，自罢宣抚使之日始，惨重的大难行将临头。

第十六章冤狱碧血

第一节直道危行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经历绍兴十年和绍兴十一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而决意讲和。绍兴十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曾正式写信给秦桧说：

“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他提出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而关键在于宋高宗本人对此书信与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按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十五年前，宋高宗杀害上书言事的陈东和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他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的成功，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杀害岳飞。在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和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岳飞看到绍兴十年秦桧奏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

“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

两人的仇隙更深。但是，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也不亚于岳飞。绍兴**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