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通州有变(1/2)

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继续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六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八月七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

所以说，卢沟桥的炮声并不是偶然的军事摩擦，而是日本蓄谋以久的侵华战争的一个新阶段。血雨腥风的八年抗战，终于拉开了悲壮的帷幕。

但是，此时驻守平津的二十九军并没有做好打大仗的准备，而且由于不断退让妥协的立场，北平的形势极为不利。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八个师约四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一万七千余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

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日军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就截断了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

卢沟桥的炮声还不为北平的百姓所知，街道上的人们还在照常干着自己的事情，商贩还在用力地吆喝着，洋车夫或是在卖力地奔跑，或是聚在一起侃大山，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八年暗无天日般的亡国奴的日子即将开始。

黄历和杜百升来到了曾澈的落脚点，金鱼胡同，寒喧已毕，杜百升转身离去，曾黄二人在客厅落坐，开始谈起了正题。

“黄兄啊，你大病初愈，本来想让你再休养段时间的，可这形势剧变，我也就拉下脸来，再麻烦你了。”曾澈有些抱歉地说道。

黄历有些不以为然，说这些客气话有什么用，还是先说任务，看自己能不能承担好了。他和珍娘关系的发展，使他的心理多少有了些变化，珍娘善良、温柔、依顺，他觉得这是他新生活的开始。心中有了牵挂，瞻前顾后，也就不足为奇了。

“周兄，咱们别说这些客套话，有什么任务你就直说，如果我能做，自然不会推托。如果做不了，你也可以再想别的法子。”

曾澈听出了黄历话中的意思，沉思了半晌，笑道：“这任务啊，还非黄兄莫属，其实呢，说起来也不复杂，我讲给黄兄你听啊……”

冀东伪政权自成立后，激起全国民众的义愤和声讨，特别是殷汝耕和池宗墨接连被刺，在伪政府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再加上日本通州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专横跋扈，浑不把这些中国官员看在眼里，更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愤恨。

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便是其中最有实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军统人员的策反下，他们与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联系，有反正抗日的迹象。

但是张庆余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条件，就是希望刺杀殷逆和池逆的高手能至通州协助起义，换句话说，就是当他的保镖，保护他的安全。

对于张庆余的这个要求，曾澈开始也不敢轻易答应，万一这是张庆余和日本人设的圈套呢，岂不是不打自招，将矛头对准了自己，按照《何梅协定》，蓝衣社应该早就退出华北了，这种违犯协定的事情会不会又成为日本人扩大事端，威胁讹诈的一个借口？再加上黄历又大病卧床，这件事情就这么放在了那里。

现在却有些不同了，卢沟桥开战，已经接近撕破了脸皮，而且有迹象表明，日本可能策动通州的军队，配合日军向北平发起进攻，通州反正举事，便成了摆在曾澈等军统众人面前很有诱惑力的大事。

“黄兄，从各方面情报分析，张庆余确有反正之心，可以确定此次前去，并没有太大的风险。”曾澈将整个事情简单叙述了一遍，又宽慰着黄历，“黄兄可能不知道，在派你去刺杀殷逆汝耕之前，我们也曾有一次不成功的行动，说来惭愧，负责行动的尚小姐被人出卖，被关进了日本宪兵队。但是，她现在安全回来了——”

黄历眨了眨眼睛，不解地问道：“这和通州反正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呀，尚小姐脱脸归来，张庆余功不可没，由此便可判定他确是真心反正，而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黄兄且听我详细讲述——”曾澈说道。

前面说过，戴笠派去一位媚力十足的尚小姐刺杀殷汝耕，却不想逼得太急，被殷汝耕的副官出卖，关进了驻在通州的日本宪兵队。

自从尚小姐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后，便接受了没完没了的审讯，每当穷于应付时，她便假装头晕、呕吐，讨要镇静药，于吞服时又悄悄吐出来，时间一长，手中攒下的药片已是够麻醉一头大象。

一天晚上，寒风呼啸，小牢里，只有一个日军曹长，尚小姐眼含秋波，娇声软语，向这个日本人讨一些酒，一者御寒，二者消愁。

日军曹长欣然从命，酒是色媒人，他打着歪主意，也正欲借酒助兴。待到一瓶酒喝下，日军曹长烂醉如泥，趴倒在桌上，尚小姐却清醒如常，摸出牢门，爬出院子，开始潜逃。也是凑巧，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