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八章 深刻反思(2/3)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初春，丝绸之乡德清的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四个多月以后，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巡抚富尼汉将消息报告给了皇帝。从浙江到山东，并由巡抚这一高级官员上报朝廷。而其间并没有什么公共媒体参与，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但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谣言最初的形状是石匠在观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之后它的形状变成了：术士或者妖人能够通过发辫，衣物甚至是名字来摄取一个人的魂魄，使之为术士服务，同时极大损害被施术者的身心。由于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修改和加工。每一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人都是同谋，他们同心协力，将谣言中不合理的枝节部分削减，增加自己的细节。使之更加明确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后更快更广的传播出去。当谣言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模样越来越真实可怖的时候。也就是朝廷感到震动的时候。

由于谣言的加工者在取舍和细节的再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并且投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所好，装成了令人信服的“事实”。因为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关系。中国人一向理解并信服“魂魄”的概念，即使并不能明确的表述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宇宙是“阴”和“阳”的双重构成，而在人的身上也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和代表躯体之灵的“魄”，并且和“阴阳”相对应。关键在于，在观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离的，这种观念甚至明白的体现到了法律当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话规定“采生折割”的具体行为应是:“谓将人致死，取其官窍，以行妖术或使术法邪道。采取生时岁月，将人迷入深山僻处杀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脏生气，摄取魂魄。为鬼役使。今两广豫闽等处所市鬼葛，即是又一术也。”而“采生折割”在当时正是巫术的一种。由此可见这个谣言既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又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后世的人们根本难以想象的。

乾隆皇帝的忧惧主要集中在官僚集团方面，作为一国之君，他要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于**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但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对于“妖术”这种无法为他所见的力量完全无能为力。

正是因为如此，乾隆皇帝才做出了那些近乎于偏执和歇斯底里的在全国范围内清剿妖人的行动！

而这一次宝廷的折子一旦在凤秀向慧妃示警和崇绮上奏之前，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手中，然后又见了邸抄，发往军机处公议，则自己纵然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也将从此见疑于朝野，成为人们议论的“妖人”！

更何况，事实上，他确实是出于自保的原因，对阿鲁特皇后和慧妃施了“深度催眠”的啊！

而在这个科学尚未昌明，愚昧遍地的古老国家里，没有人分得清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眼下自己的仆人们便私下里认为，他们的老爷会摄魂之术！

而慈禧太后一旦先看到了宝廷的折子，联想到乾隆三十三年的妖案，对自己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因为他那天对阿鲁特皇后和慧妃所施的深度催眠虽然没有被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发觉，但在外人看来，的确有不可思议之处，毕竟之前阿鲁特皇后和慈禧太后及慧妃有矛盾是实情），自己的未来，只怕是要万劫不复了！不光自己辛苦努力已经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甚至于自己和所爱的人的性命，都将难以保全！

在现在这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虽然他年纪轻轻便已经做到了很大的官，但稍一不慎，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可能瞬间失去！

“先生说的事，前一阵子，事情办得太顺，对这些个背地里放冷箭的家伙，我的确是疏忽了……”林义哲叹息了一声，握紧了拳头。

“此次大人虽说是吉人天相，百神护佑，敦宜静皇贵妃无意间替大人挡了一道，使得两宫皇太后迁怒于宝廷，将其圈禁，他的折子也未见邸抄，但毕竟太过侥幸，可一而不可再。此类情事。日后须得谨防才是。”徐润道，“以妖术之名攻讦，无论是朝中，还是坊间，后果均是太过可怕，大人绝不可掉以轻心。”

林义哲听到徐润如此说，明白徐润是在提醒自己，他知道自己这一次忽略了这种事，其实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灵魂是来自于后世的现代，对科学的坚定信仰使他小看了这个时代的迷信的力量。

在乾隆三十三年席卷全国的妖案中。普通民众所集中的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18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当时的人们所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时刻受到隐蔽势力威胁。妖案可以说揭示了当时最为丑陋的社会现实：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是流氓恶棍还是良善之人——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摄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