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五章 国丈发威(2/3)

“我适才所言，绝不是胡言乱语！”宝廷道，“崇公是饱学之士，乾隆三十三年妖人以摄魂术作乱之故事，崇公难道一点儿都不曾听说？”

听到宝廷竟然说起乾隆年间发生的席卷全国的因摄魂案引起的大恐慌，崇绮的脸色一时间变得铁青。

那一次的民间妖术大恐慌正值大清帝国统治的巅峰时期。丰功盛德的乾隆朝盛世，二十五岁承大统的乾隆皇帝御宇第三十三年。其治下帝国，正是经济生气勃勃，人口快速增长之时期。在江南，这个中国历来最繁华的地区更尤为如此。摄魂事件正是在这片区域酝酿成一场曼延至全国性的案件。

和后世的人们坚信科学一般无二，当时的人们相信，人的灵魂与躯体是可相分离的，若对着从某个人身上的物体（如发辫梢等实物）念咒之类的妖术，便可掌握别人的魂。通过施展这类的妖术，施行妖术的人便可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无疑。民众对这种“摄魂术”有着极大的危险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即在偶然出现的几个“普通”案件后，慢慢的演变成了对妖术的大恐慌。晦暗不明的威胁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当时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 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妖术大恐慌的猖獗肆虐。引起了朝廷和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乾隆皇帝的震动是随之而来对全国各省的清剿行动。在乾隆皇帝接触到摄魂案时，他判定是谋叛，是不能轻视的山雨之势欲来。随着全国各地上报来的疑似案件愈来愈多，增加了乾隆皇帝初始的判断。他的轻信体现在了各省官员们身上的压力。而官员们身上的压力。大多数化做一些冤假错案回馈给了乾隆皇帝想要得到的新线索。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大清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先生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摄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折腾到年底，在小民不值钱的贱命和官老爷珍贵的乌纱丢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摄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

对于这段朝廷不愿意重提的故事，崇绮曾有所耳闻，但他从来没想到，会有人把这事和自己的女儿联系起来！

“你今天来，到底想要做什么？”崇绮死死的盯着还坐在那里的崇绮，目光已然变得凌厉无比。

“我想请崇公上折子，参劾林义哲！”宝廷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崇绮已然怒极，直接将自己来的目的说了出来。

“林义哲以西洋奇技淫巧秽乱宫廷，欲行不臣之事，天下士林，无不切齿！今又以摄魂妖术迷惑后妃，崇公身为皇亲，当挺身揭破奸谋，诛却此等妖人，方不负皇恩浩荡……”

“住口！你这个卑鄙小人！”崇绮此时终于明白了宝廷的目的，不由得目眦欲裂，厉声喝断了他的胡言乱语。

想到宝廷欲借此整治林义哲的阴毒手段和向女儿身上泼的脏水，，崇绮一时间气得浑身发抖。

他早就知道，当年摄魂案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风波，和君臣上下猜忌大有关系！

乾隆朝的盛世其实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的“受困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因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当陌生人闯入其领域并有可能对其资源形成抢夺之势，他们自然要自我保护，对陌生人——也就是社会边缘人进行驱逐。在这个社会主体挤压边缘群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社会边缘人越多，流动性越大，谣言也就会相应的越来越多，流传越来越快。

清剿的继续和案件的重审，摄魂案已逐渐明朗了。说到底，这不过是衙门重刑逼供产生出来的冤案之又一例。这场由“摄魂剪辫案”引发谋反行动的一连串事件，朝廷和各省官员以及民众们各方所参与进来除妖运动。不过是乾隆皇帝的杰作。这个站不住脚的摄魂案完全是乾隆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民间摄魂妖术大恐慌，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幽灵。各方对摄魂事件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乾隆皇帝将自己的恐惧而产生的意识注入到民间妖术中去，而民间的理解和表现出来的情况又反过来影响乾隆皇帝的情绪。

而乾隆皇帝对摄魂案异常激烈的反应，正体现了统治者对臣民的防猜心理。猜忌臣下，此为历代统治政权之统治心理，而满人外来则为犹甚。清初之高压统治政策，则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头发与摄魂案之联系。具有的种族象征意义，就带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因素了。尽管乾隆皇帝小心翼翼的对此保持缄默，一直忽略与避免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但还是无改妖术与乾隆皇帝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