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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后，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他们先住进了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的真相。

在罗荣桓及其随行人员住的村子里，到处都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搞垮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狠狠地盯着他。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低下了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但假的就是假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这次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王凤鸣的话，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举起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出来的？”罗荣桓更加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提问，好像连珠炮，王凤鸣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在椅子上。

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经过郭洪涛的谈话，悔恨交加，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同他谈话时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队的段君毅同志说，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经当过北平学联的宣传部长，他和张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们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在牢房里似饥若渴的“犯人”们，从窗户看到外面有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干部，都估计：可能是罗政委的人已经到了。大家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住在单人牢房的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罗荣桓的到来。前几天审讯者拿着一张纸在郭面前摇晃，说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电报里说，郭子化（当时是山东分局的统战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已经交代自己是托派了，而且供出郭影秋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说：“我是由郭子化介绍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也只好承认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头，又翻了供，于是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就在罗荣桓到达的这一天上午，王须仁再次提审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当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运干事陈景文打死，并气急败坏地威胁郭影秋说：

“如果再不承认，就将和陈景文同样下场！”

当时，郭影秋并不知道，这是王须仁的垂死挣扎，更不知道这正是罗荣桓即将来解救他们之时。

在陈景文死后不到几小时，郭影秋被带到一个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抬头一看，对面桌后坐着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招呼郭影秋坐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是分局来了电报。”

“岂有此理！”坐在中间那人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说：“郭影秋同志，我不是来审讯你的。分局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自首过，这完全是捏造！”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是罗荣桓。”他又指指身旁的两位干部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等一会就会见到他。”

罗荣桓命令立即释放郭影秋。

郭影秋一听，泪落如雨，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的，如果罗荣桓再晚来一会儿，他就有可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临死之前，他还会认为是郭子化害了他。现在真相大白，自己的上级，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居然会拿假电报来诱使他承认是“托匪”，真是人心难测啊！

后来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4小时，我和李贞乾、郝中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