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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町店战斗，344旅共歼灭日军500余人，俘虏4人，缴获重机枪8挺、轻机枪30挺、步枪900余支、掷弹筒100余具、八二炮15门、六○炮18门、战马130余匹，焚毁汽车20余辆，并缴获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这次战斗直接迟滞了日军向侯马方向的增援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卫立煌部的侯马之战。

町店战斗结束后，344旅继续随129师行动，先是配合该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进入冀南，1940年4月，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挺进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合编，称为八路军第2纵队，7月，与新四军第6支队主力合编为八路军4纵队。实际上，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八年中，115师第344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归115师指挥。后来，人们提到的115师通常是指115师师部和第343旅。

日军给115师送来挑战书

1938年，在日军华中方面军大举向武汉、广州进逼的同时，华北方面的日军也遣兵调将，企图由山西风陵渡南下直取西安，实现其侵占中国大西北的计划。

午城、井沟战斗后，八路军115师主力继续活动于晋西南地区。1938年7月8日，毛泽东指示115师：目前第343旅“仍以对同蒲、太军（太原至军渡的公路）两路大肆破坏，妨碍敌渡黄河为主要任务，协助地方发展游击队为协助任务”。115师根据这一指示，以343旅于汾离公路及其以南，以及介休至灵石铁路沿线，破袭日军的交通线。

9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武汉作战和围攻晋察冀边区，以第108师团一部沿汾离公路西进，先后占领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碛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为粉碎日军的进攻，115师决定，以师部率343旅迅速向汾离公路开进，并命令686团在吴城镇东南的薛公岭附近设伏。该路段是日军来往的必经之路，公路弯曲，两侧山高林密，不便于日军实施观察，却便利八路军隐蔽。但是，日军已经吃过八路军不少苦头，表现得特别小心和狡猾，行动前就在公路两侧到处设据点、筑碉堡。在运输时，通常都向前派出尖兵，并在后尾留有掩护分队，以保障主力的安全。所以，686团在选择伏击地点时，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当时，杨勇正在686团任团长。在伏击之前，他带领各营的干部登上了薛公岭，隐蔽在半人高的蒿丛中向公路了望。只见薛公岭四周峰峦重叠，沟壑纵横，汾离公路顺着山势，由东蜿蜒而来。公路在薛公岭下爬过一段陡坡之后，便进入凹地。凹地一带平列着四条山沟，每条沟里都长满齐腰深的茅草和杂乱的灌木。

大家正查看得起劲，侦察员送来了师部的紧急命令：日军20辆满载弹药和渡河器材的汽车，将在两天后从汾阳起运，要686团相机截击。大家听后都在议论，有人指着那段凹地说：“团长，这儿就是个好战场，就在这儿干吧！”大家都说得起劲，只有一个人在一旁不搭腔。他就是686团的侦察队队长——刘善福，一个多星期前他就到了薛公岭。

这里的情况他最熟，为什么他不说话呢？

“刘善福，你看怎么样？”杨勇问道。

“好是好，就是那个碉堡讨厌！”

刘善福指着对面一个山包上的碉堡给杨勇看。

原来敌人对这段凹地也十分注意，在对面的制高点上专门修了一座高大的碉堡。每当敌人运输车队到来时，总是先派巡逻队搜索一下山沟，然后控制碉堡，掩护汽车通过。

那如何办好呢？杨团长和其下属围绕这个问题又议论起来。有人说干脆提前拔掉碉堡，但那会“打草惊蛇”。又有人提议，在沟里埋伏部队，也在碉堡后边的山凹里埋伏一个排，打碉堡和打汽车一齐动手，让日军两头招架，不能相互支援。这样做一般是有把握的，只是地形对686团不利，打起仗来伤亡恐怕很大。另外，碉堡后面的山凹太小，一个排隐蔽起来很容易暴露。结果这一方案也被否决了。就在这时，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说话了：“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保证三炮消灭碉堡”。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作了观察和计算。

大家都说这个方案不错，杨勇也拍了板，把决心定了下来。

9月14日清晨，浓雾刚刚散去，686团团长杨勇和团政治处主任曾思玉一同站在薛公岭南山上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用望远镜进行观察。通过望远镜，他俩只能看见公路和公路两傍的蒿草。他们俩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时，全团的战士们已经隐蔽在公路两侧的待机位置上了，通过刚才的观察，他们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曾思玉笑着说：“战士们隐蔽得很好，这才叫磨道里（磨豆浆的房子）等驴——没跑！”

约两个小时后，日军的汽车队到达了薛公岭前不远的王家池，在那里给汽车加了水，添了油，停了半个小时才上路。同时，据守王家池的日军派出了一队巡逻兵在前边开道，掩护汽车通过薛公岭。看来真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草绳，日军变得越来越狡猾了。当他们行至东山脚下时，汽车又都停止前进，先让巡逻队向前搜索。

日军士兵持枪哈着腰，成战斗队形沿公路缓缓前进。待进至那四条山沟附近时，一面虚张声势地咋呼着，一边用机枪、步枪四处盲目射击。但是，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