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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只能登2000余字。可有的编辑写文章，语句啰嗦，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为此，他要求编辑、记者深入部队，深入实际，熟悉连队，熟悉战士。罗荣桓还经常亲自审改《战士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自己动手写社论。

为了加大报纸的容量，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罗荣桓积极主张将油印改为铅印。他听说在湖西活动的教导4旅有印刷机，便吩咐去教导4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把印刷机带回来。梁必业带了装运印刷机的船队过微山湖东来，罗荣桓派教导2旅第5团干部带了几百名战士去接。印刷机运到后，《战士报》即改为铅印。这时、罗荣桓又教育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在物质条件有了改善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由于当时的经费比较紧张，有时报社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罗荣桓总是想一切办法解决。印报的纸张没有了，供给部不拨给报社买纸经费，印刷厂的负责人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供给部。”他对供给部长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嘛，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115师组建了战士剧社。因为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工作，宣传队员们组织了战斗班，扛起大枪，经常跟着战斗部队一同反“扫荡”，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搞宣传工作。

关于战士剧社的建设，罗荣桓同样给予重视。他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当时战士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的觉悟》。剧社社长朱明男扮女装演老太婆，非常逼真。

罗荣桓一共去看了3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1941年“八一”举行的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并发给5元钱的奖金。

虽然是战争年代，但是在115师，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不但不受歧视，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优待。有一次，罗荣桓得知宣传队员们有时烟不够抽时，就嘱咐管理科长说：“剧社的教员都是文艺工作者，写作、演出常常熬夜，还要同大家一样行军打仗。凡是会抽烟的，今后每人每月发给一斤黄烟。”

打进根据地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明显感到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就改变其策略，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加紧对中国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动摇群众的自信心，挑起中国各抗日力量之间的矛盾。

在山东的八路军，密切注意日军作战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罗荣桓，仔细地研究了敌人的阴谋，指出日军的政治进攻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军事进攻，告诫所属部队，认真加以对待。在加紧政治进攻的同时，日军在济南建立了各种名为“公馆”的特务机关，专门对八路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对此，八路军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还是有空子可钻，一个日本人就在此时打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

此人叫水野清，来到鲁中的边沿区活动。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想与八路军建立联系。一次他送来了敌人将要“扫荡”的消息，随后又提供了另外一些情报。事后证实，这些情报都是真的。在敌人“扫荡”时，此人还掩护过八路军的个别失散人员，营救了几个被俘人员。他学着说中国话，嘴上常常挂着一些进步名词，甚至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极为称赞。从这些表现看，水野清不像是个坏人。因此，他渐渐赢得八路军和根据地一部分人的信任。水野清和边沿区的许多老百姓，甚至还有一些干部，都混得比较熟了，就常常给老百姓看病，送点药给群众，不少人都认为他是进步人士。

后来，水野清说日本宪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据地来了。因他是“进步人士”，因此大家对他常住根据地也不太在意。但他的一些言行却与他的“进步人士”身份越来越不相符。他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对日军的做法“太硬”了，群众也很难接受。他还向八路军建议，在边沿地区设立一个“实验区”，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实验区里不驻日伪军，也要求八路军不要去，完全用“中国人办中国事”，开医院，办学校，以做到中日人民“合作一体”，“共存共荣”。据他说，这种方法如果推广到全华北和全中国，中国的问题便解决了。

罗荣桓很早就注意到水野清这个奇特人物。他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在敌工部干部陪同下，亲自与水野清谈了一次话。罗荣桓察颜观色，详细地询问了水野清的身世和来历，从谈话中发现了许多疑点。谈话结束后，罗荣桓指示敌工部，要一面给水野清做工作，一面仔细观察，从多方面了解此人。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济南的日伪报纸，痛骂水野清“叛国”。后来，活动在边沿区的武工队，又得到一封日文写的密信，是济南日本军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中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说他的薪水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