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四公子(2/4)
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曾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河北、京师等地。见名山大川。历京华胜地。阅西洋之书。颇长见识。成年后。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交友结社。曾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人称“四公子”。以文章誉望动天下。崇祯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他设法逃脱。辗转奔回南京。仇敌阮大铖把持南明弘光朝政。他受到迫害。化装逃离南京。流落在岭南、两广一带。以卖药为生。当清兵大举南下时。他曾联络东南抗清力量抵抗。1650年。清兵攻陷广西平乐。方以智被捕。他坚贞不屈。清将为其正义所动。听任其出家。获释后。他即易服为僧。改名弘智。字无可。别号大智、药地、浮山、愚者大师等。晚年定居江西庐陵青原山。自称极丸老人。康熙十年(1671年)冬。方以智为他事牵连被捕。解往广东。途经江西万安惶恐滩头。因疽发卒于舟中。
方以智酷爱自然科学知识。自幼塾中诵读之余。即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物理小识》卷五)明清之季。西学东渐。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经过孜孜不倦地努力。他终于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地高度。
方以智学识渊博。《清史稿》本传说:“以智生有异秉。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他在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例如。在学术分类问题上。他把学术分为三类。说:
“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
在这三种学术中。他讲得比较多地是通几与质测。他说: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物理小识-自序》)
可见,所谓通几,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质测则要求脚踏实地考察事物变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类,总结验证已知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显然,通几与质测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对学术活动所做的分类。在中国,这种分类是方以智的独创。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方以智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并非盲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对于西方地圆说,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圆说赖以成立的观测证据,然后才加以接受的。对于传教士的错误说法,他则予以批驳。例如传教士曾说,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多倍,而太阳距地球只有1600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计算(定地球圆周长约9万里),太阳的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三分之一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运用自己的“光肥影瘦”理论,对这一问题做了解释,指出人目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发光体要大,因此按几何方法进行的测量并不准确。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在物理学方面,方以智更有诸多创见。他从气一元论自然观出发,提出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认为:
“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物理小识》卷一)
显然,方以智认为,光的产生是由于气受到激发的缘故。由于气弥漫分布于所有空间,彼此间无任何空隙,被激发的气必然要与周围静止的气发生相互作用,“摩荡嘘吸”,将激发传递出去,这就形成了光的传播。由此,方以智所描述的是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为了与近代光的电磁波动说相区别,可以称之为气光波动说。
从气光波动说的角度出发,方以智进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线的主张,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认为光在传播过程中,总要向几何光学的阴影范围内侵入,使有光区扩大,阴影区缩小。他并且指出,由于光肥影瘦现象的存在,使得基于光线直进性质进行的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准确。他说:
“物为形碍,其影易尽,声与光常溢于物之数,声不可见矣,光可见,测而测不准矣。”(《物理小识》卷一)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做了小孔成像实验,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常见光学现象。所有这些,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新鲜的。
另外,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对于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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