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 洪武十九年大诰(2/4)

但仅仅如此理解“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仍然远远不够。因为“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表述。在是否发动群众去反贪这个问题上。朱元璋一直都主张官、吏区别对待。

朱元璋说：“如果官吏们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上访。同样，如果官吏们治理有方，也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奏报朕。且须集体上京，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单独上奏。”可见，官员与胥吏仍然被混淆在一起，群众们也还没有被赋予特别的权力。

但是自从常熟农民陈寿六出现之后，朱元璋第一次明确地“发动群众反贪”，同时也明确限定了反贪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jian巨猾顽民。”主要针对的是胥吏，官员们并没有包括在内。

简而言之，发动群众“造反”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则没有捉拿的权力。只能“上访”，然后由朱元璋来惩治他们。

大明如今的各个衙门内，都健全了“三班六房”的建制。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官员。

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

朱元璋是很明白的，如果百姓们真的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们五花大绑扭送京城。他的帝国也必然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摧毁官僚体系之后，仅凭个人威信，是不可能治理得了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的。这种史无前例而且后果难以预料的事情，生xing审慎、保守、厌恶风险的朱元璋，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污吏，不许抓贪官。

在一个帝制国家里，维护官僚集团在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必需的。

对待贪官与污吏的这种态度分歧，其实正影she了朱元璋脑海里关于新王朝的设计蓝图。他不止一次在诏书里反复强调，希望帝国能够恢复“三代古圣哲”时候的气象，希望能够重兴孔孟之道。蒙元时代的传统，一直都是重胥吏而轻官员，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看来，这恰恰正是对“三代之治”的彻底背离。

儒家政治观主张以德治国，所以政务决策必须出自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之手，因为这些官员接受了许多年的儒家道德教育，只有他们才能完成“以德服人”的重任。故而，朱元璋极为赞同前代重官员而轻胥吏的传统。他总结说：“自周代开始，历经汉、晋、唐、宋，历代做官的贤人君子，都秉承着孔孟的基本jing神，亲自处理所有政务。所以他们视吏卒不过如同奴仆而已，善者则礼遇，不善者则罢黜。”

他则痛心疾首地鞭挞蒙元时代的暴政：“蒙古人初主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但三十多年之后，元代上层早已粗通文墨，各地政务却仍然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在他看来，只有社会重新“视吏卒如奴仆”，才算得上是个正常的社会。

明朝初建，朱元璋大力提倡恢复孔孟之道，力图在意识形态上重建儒家传统。然而他惊讶地发现，这一重胥吏而轻官僚的传统竟仍在继续，他所任命的官员，庸才众多，大部分人终i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

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大明王朝洪武十八年之前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为此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最后，朱元璋无可奈何地感叹道：“蒙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无志之徒。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也，呜呼艰哉！”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号召群众造反”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胥吏们的势力，上不足以与朱元璋无匹的皇权相比，下不足以抗衡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整顿这些人本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事实却不然。朱元璋在《大诰三编》里详述过一个捉拿不法胥吏的案例，其过程之艰难曲折，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洪武十八年，山西人李皋到溧阳县做知县。一上任就和皂隶潘富一同害民，巧立名目，大肆科敛。李皋到任不到一个月，潘富就用搜刮来的钱财买了一名苏州